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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张方远:大陆思想史里失踪的台灣斗士 [打印本頁]

作者: admin 時間: 2021-6-22 22:11
標題: 张方远:大陆思想史里失踪的台灣斗士
陈明忠师长教师，在島内，咱们都称他為“陳さん”。（“さん”在日语中是“师长教师、密斯”的称呼。台灣的社會主义同一派，以“陳さん”称号陈明忠师长教师、“林さん”称号林书扬师长教师（二人都履历過日据時代），一方面表达對他们的恭敬，另外一方面则是暗示與他们的亲近——不只是日常平凡的接触，更包含思惟态度上的亲近。）他的回想录，經北京社科院文學所李娜口述收拾、吕正惠教員校正，从2012年12月起头分篇在台灣《两岸犇報》连载迄今。如今這本名為《无悔》的回想录已進入最后的校订阶段，顿時就要付印了，预定5月下旬问市。此前吕正惠教員為這本书所写的序，在察看者網首發，面向大陆读者，出格是大陆青年，我認為是颇有意义的。

吕教員的這篇文章，固然是為陈明忠回想录所作的序，但内容其实不集中在陈明忠小我，而是經由過程陈师长教师的履历谈三大主题：1、台灣人與日本殖民统治的瓜葛；2、國民党與台独；3、中國1949年革命的后续成长问题。這三大主题刚好是近代两岸汗青繁杂脉络的结晶。陈明忠的一辈子履历了台灣的日据期間、规复、二·二八事務、白色可怕、党外、解严與“民主化”，而他在台灣所介入的活動、包含他的系狱，又偏偏是台灣内涵于整其中國革命活動的見证。

陈明忠师长教师

很遗憾，因為两岸终年的分断，大陆公众對台灣汗青熟悉的管道未几。更况且台灣终年压抑“社會主义同一派”的汗青，就像陈映真所说的，台灣落空了左眼。是以，就算現在两岸交换大開，大陆朋侪所能接触到的台灣汗青，至多的就是西方那套“普世價值”在台灣的“移植史”。而台灣从日据期間以来人数虽未几、却极為名誉的左翼爱國主义傳统，至今還暗藏在汗青與政治的迷雾当中。

比如说，在與大陆朋侪的接触進程中，我很诧异的發明很多大陆朋侪自但是然地把“统派”與“國民党”划上等線，又或是先验地認為“统派”都是“外省人”，如许彷佛也是戴着有色眼镜在對待台灣“统派”。

像察看者網读者所認识的吕正惠教員如许的“本省”统派，在台灣并不是少数，并且有着一条从日据期間以来傳承至今的線路與汗青。固然，不少人在上個世纪50年月台灣的反共“白色可怕”扑杀活動中捐躯，但這条線路却从未在台灣隔离過，乃至在上個世纪70年月海外如火如荼、以台灣留學生為代表的“保钓活動”而苏醒，海外的“保钓活動”很快转酿成為認同社會主义新中國的“同一活動”，从而在島内持续為以《夏潮》杂志為分散焦點的人际、思惟與活動阵地。

台灣這条“社會主义同一派”的線路，代表人物包含了吕教員文章中所写的陈明忠，另有2012年病逝于北京的林书扬，和如今正在北京养病的陈映真……等人（固然不但于此，很多白色可怕受难者及其家眷，至今都還刚强地走在這条路上，另有许很多多被這条線路的汗青與抱负而呼唤、投入進来的人），他们配合组成為了劳動党、劳動听权协會、台灣地域政治受难人合作會、夏潮结合會、《眺望》杂志、《海峡评论》杂志、中國同一同盟……等集團，在分歧的范畴延续战役着。

白色可怕秋祭在马场町怀念土丘上安排“人民忠魂”四個大字（作者供圖）

要想理解台灣“社會主义同一派”的汗青，固然有不少關隘可以切入，而上個世纪50年月的“白色可怕”，是一個没法躲避的關头。“白色可怕”不只是陈明忠师长教师小我磨难履历此中一部門，對付今世台灣政治與社會的形塑，出格是台灣社會主流意识形态的构成，更是有至關首要的意义，就犹如吕教員在文章中所提到的：

“二·二八事務后，台灣内部的左翼气力認清了國民党的真脸孔，在来台的大陆前進常识份子的影响下，敏捷倒向共產党。他们当中最英勇的、最有見地的，根基上都参加共產党的地下组织。那時國共内战的场面地步對共產党愈来愈有益，他们認為台灣解放期近，不久的未来便可在共產党的带领下，扶植一個全新的中國。没想到，不久韩战暴發，美國起头庇护残余的國民党政权，國民党也在美國支撑下，鼎力扫荡島内的亲共份子，這就是常人所说的白色可怕。國民党秉承‘宁肯错杀一百，不成放過一個’的原则，几近清除了島内所有的支撑共產党的人。如许，最刚强的具备爱國主义思惟的台灣人，不是被枪毙，就是被關押在绿島，另有一部門流亡到大陆或海外，日据期間以来最刚强的抗日和民族主义气力，在台灣几近全数消散。”

在读完吕教員為陈明忠回想录所写的书序后，對付白色可怕這一段出格有感到。我想先从台北的“六张犁”来谈谈這個感到。

六张犁是台灣白色可怕時代捐躯者的弃葬區──昔時國民党在法场上枪毙了台灣的赤色青年以后，就将尸身草草安葬在六张犁。直到1993年5月被同為政治受难人的曾梅兰师长教师偶尔發明以前，這些捐躯义士的荒冢就在這里沉埋了40年，被所有人遗忘。

包含我在内，台灣不少人并无亲历六张犁發明的進程。1993年發明六张犁墓區的時辰，我只有8岁。有人说汗青本身會措辞，可是，虽然六张犁墓區在荒烟漫草中重見天日，并且至今又再颠末了20年（2013年是六张犁白色可怕捐躯者弃葬區發明20周年），彷佛六张犁所意味的意义，依然深埋在地底。對付没有履历過那段草木皆兵、又或是那段大张旗鼓的80后、90后的台灣青年来讲，更是如斯。

如今要回首六张犁墓區被發明的汗青，很大水平是倚靠昔時所拍摄的片断而构成的记载片《六张犁201個证人》。此外另有一份文字质料，就是1993年5月27日六张犁墓區被發明以后，再颠末快要4個月的查询拜访，陈映真在這一年9月尾完成的報道文學作品《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以是，2013年不只是六张犁弃葬區被發明的20周年，同時也是陈映真作品中這篇罕有的報道文學作品完成的20周年怀念。

《夏潮》杂志

陈映真在《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如斯总结六张犁的期間意义：“對付被湮没、弃捐、潦草掩埋在台灣郊野义冢最荒陬一隅的骸骨，在找不到任何線索的蛛丝马迹，出格在持久政治可怕下，有谁能像曾梅兰那样，三十年来，坚不灰心，坚不抛却，苦苦寻找？現在，究竟越發現白，没有這三十年来不知悲观丧志的、曾梅兰的寻寻找觅，就揭不開這平地一声雷地证言了50年月肃共可怕的、触動万万人心灵、强逼着人们去再思那一页暗黑的汗青的两百多個坟冢。”（《铃珰花》，台北：洪范版，页218）

在二·二八钻研被政治气力推為显學以后，近来在台灣學界成為显學的就是白色可怕。不只大專院校的汗青系、台史所、政治所、社會所很多钻研生投入钻研、產出论文，也有民間NGO鼎力推行钻研。另外一方面，自从李登辉1997年鞭策《熟悉台灣》教科书以后，接下来几年中小學社會汗青科的课程變程，就是号称大量参加台灣史的内容，以是今世台灣青年也自認為比前面世代的台灣人更晓得台灣汗青。问题在于，這些汗青真的是本来的面孔吗？如今大量產出的白色可怕學術钻研，看起来是在靠近汗青，但倒是經過靠近汗青来把汗青推远。咱们必需追问，在终年被暗斗與内战和两岸分断體系體例所束厄局促的台灣，六张犁這201個坟冢，是否是全美,真的如陈映真所说，讓這個社會起了“再思”的感化？

客岁年末，我與几位朋侪到北京西山凭吊了方才完工的“无名英雄怀念碑廣场”。回来以后，我發明不只大陆媒體强烈热闹報道這個怀念碑，台灣社會也有一些會商，此中有两篇文章的概念出格“有趣”。

一篇是《结合報》“好坏集”（2013年12月21日），文章题目是《白色可怕的绿色操作》，作者把北京西山的“无名英雄怀念碑”当作是陈水扁在朝時代在台北“总统府”對面設立的“白色可怕受难者怀念碑”的“姊妹碑”，作者说這两個碑“隔海照映”、“一切都不知该怎样说”、“使人哭笑不得”。

另外一篇是前民進党主席施明德颁發在《苹果日報》（2013年12月26日）上的文章，题目是《傳承與前瞻：英魂與冤魂》。施明德说他1960年月被囚于“台灣戒备总部军法处看管所”（也就是如今台北喜来登旅店），他看到凌晨被押往法场的人，有的人高喊：“毛主席万岁”、“共產主义万岁”；有人的则高喊：“台灣自力万岁”、“台灣自由万岁”、“打垮蒋介石”。施明德说他很欢快北京西山“无名英雄怀念碑”的完工，他说他一向以来都對中國大陆来的人主意：“请你们从速把他们迎回你们的忠烈祠吧！不要讓他们在台灣做流离的孤魂！”現在他终究可以對這些来自“中國的义士”说：“恭喜你们！你们终究没必要再在台灣流离了！”

台北六张犁白色可怕捐躯者墓區（作者供圖）

实在這两篇文章至關水平上代表了当前台灣社會對白色可怕汗青的認知。前一篇《结合報》的文章，很是较着是站在“中华民國”的傳统态度，把白色可怕受难者打成“民進党”、“台独”的同路人，统统当作是足以威逼“中华民國”的仇人，這类概念就是曩昔國民党所提出“三合一仇人”（党外、台独、中共）说法的复辟。而施明德的文章，则是把白色可怕受难者内部的“红帽子”與“台独政治犯”比例说成是“一半一半”（或最少是人数至關），而此中的“红帽子”又被施明德说成是“来自于中國的”──他的潜台词就是“红帽子”都是“外省人”，而“本省人”因政治案件入狱的都是支撑“台独”的。

只要對台灣50年月白色可怕汗青有點熟悉的人，并且有汗青良心，均可以晓得這两篇文章都是在误導。许很多多颠末50年月白色可怕的政治受难先辈（他们互称“老同窗”），他们磨难却光辉的一辈子，就彻底驳倒了施明德文章的概念。但很遗憾的，這些概念在台灣社會仍是被不少人所承認。

回過甚来看，白色可怕的汗青熟悉，其本色就是两岸瓜葛，也触及了國度與民族的認同。曩昔终年以来國民党由于“反共”，民進党由于“反中”，不管谁在朝，都避谈白色可怕的汗青，這暗地里另有更大的國际暗斗與中海内战的“双战”布局身分。是以，咱们這代和以后的青年，看起来對台灣汗青很認识，实在有一半的左侧汗青被统治者决心扼杀。当咱们的汗青熟悉呈現這個紧张的缺角，也就影响了台灣青年的國度與民族的認同，而如许的認同，又反過来制约了他们對付汗青的解读與态度。

如今另有一個征象，很多人對白色可怕都能夸夸而谈，有些人也下了功夫去深刻的發掘。但不难發明，很多白色可怕的钻研，都是要把昔時這些先辈的現实投入和受难與大陆的接洽堵截，诠释為“一島的”、“台灣内部”的，丢弃应有的汗青视線，用“普世價值”的态度把白色可怕過分简化、去汗青脉络成為“國度暴力”的“人权”问题。也有人启齿杜口谈白色可怕，但抱持着心态倒是如今很風行的所谓“怜悯式理解”，把“白色可怕”理解為“那一代的事”（乃至说成是汗青的“负担”），恍如白色可怕的汗青在台灣是自力的存在，與咱们没有任何保持的瓜葛。

从日据時代以来的台灣左翼活動，历来就跟中國大陆切不竭瓜葛。台灣规复后没几年，全部大陆如火如荼的“反饥饿、反内战、反毒害”活動海潮，很快就傳布到了台灣，从而台灣也倡议了包括支援“沈崇案”在内的几场學生活動，學生在陌头上所高唱的歌曲就包含了《义勇军举行曲》在内的诸多中國革命歌曲。（有樂趣的读者，可以拜見蓝博洲的作品《沉尸．亡命．二二八》。）昔時不少本省青年，操纵唱《义勇军举行曲》等歌曲来操练國语，比方抗战末期在故國大陆从事地下抗日活動的萧道应师长教师，其回想就出格提到了這一點。

另外一方面，上個世纪40年月大陆上反内战歌曲《安眠吧，死难的同窗》，這首歌由台灣世新大學開辦人成舍我师长教师的二女儿成幼殊（厥后成為聞名诗人、新中國交际官，胞弟為成思危）做歌词，不久即漂洋過海来到台灣，成為白色可怕受难人在狱中向临刑难友的送别歌曲。

這首《安眠歌》在大陆已逐步被遗忘，但在台灣至今仍傳唱着，每一年在台北马场町举辦的白色可怕“秋祭”，一起头都要齐唱《安眠歌》：“安眠吧死难的同道／别再為故國担心／你流着血照亮的路／指引咱们向前走／你是民族的名誉／你為爱國而捐躯／冬季有悲凉的風／倒是春季的摇篮／安眠吧死难的同道／别再為故國担心／你流着血照亮的路／咱们继续往前走”。（關于《安眠歌》的創作與傳唱，可参阅：成幼殊，《幸存的一粟》，济南：山东画報出书社，2003年；邱士杰，《内涵于台灣的中國革命：〈安眠歌〉的故事》，《海峡评论》总第272期，2013年8月号，页57-64。）

不论是《义勇军举行曲》仍是《安眠歌》，偏偏阐明了台灣是若何内涵于整其中國革命当中的，也就是说台灣人因此現实的举措介入投入到中國革命的活動。二·二八以后的汗青成长，使许很多多台灣青年對“白色故國”绝望，从而寄但愿于“赤色故國”。台灣人投入到整其中國革命的活動里，根基上是不分春秋、性别與阶级的，這是一场名不虚傳的“人民活動”。

北京西山“无名英雄怀念碑廣北京西山“无名英雄怀念碑廣场”（作者供圖）者供圖）

从扑倒在國民党法场上的受难者名单来看，這场“人民活動”也没有區别省籍。北京西山“无名英雄怀念廣场”所铭记的第一名义士名字就是“张志忠”──嘉义新港人，他的名字下面刻的是“章丽曼”（台灣世新大學傳授王晓波的母亲）──江西南昌人。而咱们如今所熟悉、所接触到的老同窗先辈，根基上都是本省人。省外、省内的前進人士，都捐躯在島内的反共法场上，正犹如陈映真所说的：“比年以来，有人必欲将白色可怕套上省籍色采，说白色可怕是‘中國人’加予‘台灣人’的‘磨难’，于此又見马脚。台灣政治牢狱中的政治犯，若以中國各省论，无疑台灣省籍人士為多；但如果以省内、省外二分而论，则外省人士远远领先。”（《序：戴独行〈白色角落〉》，台北：人世版，页III）

以是，当咱们堵截台灣與整其中國革命的瓜葛，對白色可怕的诠释就是政治准确的单方面解读，也就會呈現了以民族或省籍来區别受难者的怪论。另外一方面，若是缺少了對近代中國革命活動的总體熟悉與视線，也很轻易流于《结合報》對白色可怕的解读，忘了這是一场“人民活動&rdq台北當鋪,uo;，也忘了新中國的建立是包括台灣人在内的中國人的汗青選择，从而就會像龙应台同样，将“大公至正”與“丧尽天良”的位置翻转，在白色可怕受难者的头上再戴上一顶“匪”（或是“匪贼”）的帽子，公道化國民党在白色可怕時代的杀害，為國民党這個“官兵”辩解。（拜見：龙应台，《谁是官兵？谁是匪贼》）

龙应台的史观，固然给了汗青公理最冷血无情的嘲笑，却逢迎了台灣社會上大都人對大陆的印象，更是李、扁、马三朝對付两岸認知的政治准确。2012年大陆《南邊人物周刊》曾以“官員龙应台&r打魚機遊戲,dquo;為封面主题，推出對龙应台的專访，此中包括一张照片──龙应台读了两位在白色可怕時代罹难的“左翼”人士遗书而潸然泪下，她對记者说：“但愿咱们的國度，永久不要再走如许的转头路！”但對龙应台来讲，國民党毕竟是光亮的官兵，而共產党毕竟是该杀的匪贼。龙应台的眼泪，大要就像鲁迅昔時所批评的可骇心态：“在旧社會看来，新的工具并无什麼，其实不可骇，以是就讓它存在”。這滴泪，也是對汗青的讽刺與消费。

陈映真在他的報道文學作品末端写下這一段话：“遭到怪异的汗青和地缘政治所制约的、這故國寶島继日帝下台灣共產党溃灭以来的第二波无產阶层活動的闭幕，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几多繁杂的汗青云烟，留待后人清算、总结、评说和担当”（《铃珰花》，台北：洪范版，页262）。可是要若何“清算、总结、评说和担当”，我認為仍是要回過甚来补上這段被决心堵截的汗青，出格是颠末反共弹压所被抹杀的與大陆之間的瓜葛，和這段汗青在中國革命活動当中的意义，不然“转型公理”都是空口说，是谁的汗青？又该若何公理？

若是這段汗青没法子补课，又或是被某种政治气力所绑架，那末每一年在台北马场町“秋祭”現场合看到四周眼神茫然的青年、把“二．二八”與“白色可怕”当做统一件事的青年就會越来越多。六张犁“人民忠魂”碑上所铭记“民主同一走向强盛壮志未酬，爱國爱乡革新社會死尔后已”的意义，也就随着台灣青年民族認同的转向，再度被湮没于荒烟蔓草当中。

吕教員文章最后一句话是如许说的：“我也但愿，借由這本回想录可讓人们回忆起50年月為了全中國和全人类的出路而捐躯的那一代台灣精英”。“汗青虚无”與“去汗青”是当前两岸配合面對的窘境，吕教員所说的“回忆”固然很首要，咱们固然很是但愿這些受尽磨难的先辈们可以或许继续“健壮地战役去罢”藥膳，。但在回忆之余，更必要的是接续的实践與战役，就像新中國聞名诗人田間所刻画的：“中國的春季發展在战役里，在战役里鼓動着全人类”！

陈明忠师长教师系狱時代，其夫人冯守娥密斯（同為政治受难人，系狱10年）常常唱《渡過這冷的冬季》来鼓励本身：“渡過這冷的冬季／春季就要到人世／不要為枯树绝望／春花就要開放／渡過這冷的冬季／春季就要到人世／不要有一點猜忌／春季是咱们的。”吕教員所说的“回忆”，大要就是咱们配合追寻属于中國春季的第一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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